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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定份子钱不如晒官员腰包黄蓉花属

2022-08-19

官定“份子钱”不如晒官员腰包

* 就份子钱而论,需要革除的弊端大致有二:一是助长互相攀比之风,红白喜事的情感寄托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往往与给民众物质生活造成...

* 就“份子钱”而论,需要革除的弊端大致有二:一是助长互相攀比之风,红白喜事的情感寄托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往往与给民众物质生活造成较大负担为代价;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借此大搞权力寻租和感情投资,礼金成了贿款。然而,上述问题原罪并非在“份子钱”,而是某些官员之贪欲和监管制度之乏力使然。因此,蒲江县此番用官定“份子钱”的办法试图勒住奢靡之风,虽然抓住了要害——送礼收礼环节,却未必能够准确找到病因——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官员“份子钱”来得是否光明正大、送得是否干干净净?

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7月24日《人民日报》)。

此则新闻寥寥数语,却因恰当其时而迅速走红。极具地域与民间色彩的“份子钱”被一纸红头文件打破,让蒲江县官方的行动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点赞者认为,在婚丧喜庆活动中,无论是收礼者,还是送礼者,只要其头戴一顶乌纱帽,便很容易成为全场焦点。其出手是否大方,也无形中与官员的“捞金”能力、政府的形象挂上了钩。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官员借婚丧喜庆活动大肆揽财、笼络党羽,“各界人士”则投其所好、竞相进贡。而在这处处充满着权力寻租的名利场中,“份子钱”俨然成了求人办事的敲门砖。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江县是为“份子钱”安装了一张天花板,着实值得鼓励。

拍砖者则说,官员虽属公职人员,无论是否在岗,一言一行总关政府形象,但脱下官衣,其同样扮演着丈夫、儿子、兄长等家庭、家族中的重要社会角色。既然官员也食人间烟火,那么出席婚丧喜庆活动奉上“份子钱”也属人之常情。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公权之手,难免有越位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官定“份子钱”有理有据、依法依规,政策如何得以执行还要迈过诸多现实门槛。

讨论官定“份子钱”一事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公众对于官员的“中国式期待”,已经远远超出恪尽职守、秉公无私的权责关系意义,而成为一种从人品到学识、从道德规范到办事能力的全方位价值理想,而一旦“官员理应成为社会楷模”获得了公权系统的制度认可,那么官员的私域和公域之间便完全没有了界限,于是,官定“份子钱”便会被认为是遏制官员作风下滑与预防贪腐滋生的重要举措而被顺理成章的祭出。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与此同理,百姓“随份子”,多了往往脸上有光,赚个美名;官员“随份子”,却难免惹来诸般猜度与非议。中国官员在道德方面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以及耳闻目睹的部分官员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事,让公众对于官员婚丧喜庆活动中送礼随礼行为的“有罪推定”成为必然,并最终获得了来自官方的制度回应。

就“份子钱”而论,需要革除的弊端大致有二:一是助长互相攀比之风,红白喜事的情感寄托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往往与给民众物质生活造成较大负担为代价;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借此大搞权力寻租和感情投资,礼金成了贿款。然而,上述问题原罪并非在“份子钱”,而是某些官员之贪欲和监管制度之乏力使然。因此,蒲江县此番用官定“份子钱”的办法试图勒住奢靡之风,虽然抓住了要害——送礼收礼环节,却未必能够准确找到病因——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官员“份子钱”来得是否光明正大、送得是否干干净净?

另一方面,婚丧喜庆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行为,难以找到与“份子钱”相应的等价物。因此,“官员工资10%”的份子钱上限也不过一种便于监管的手段。即便如此,纪检监察部门要想让制度真正发挥威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官员参加婚丧喜庆活动,即便要次次汇报,但对于其间的礼金往来,往往难以仅从一份礼单便可一览无余。换句话说,在行贿受贿者之间,“红白喜事”固然是一个绝好的平台,但并非是利益输送必须依托的独木桥。

与其想方设法勒紧官员的腰包,不如让官员的腰包尽早亮出来。官定“份子钱”政策要想不虎头蛇尾,仍要摆脱“堵漏”思维,通过建立、完善对官员财产异动的监测机制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最终还“份子钱”以清白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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